从35岁中年危机，到65岁延迟退休，不只是30年的距离！

本文重点思考了国内发展模式和现如今延迟退休制度的矛盾所在。

​同时，尝试分析了这种矛盾导致的原因，算是提供一个经常被大家忽视的视角。

​在详细讲述我的思考前，我想先强调一些内容：

​我们总是专注于思考，在已有社会环境下，我们应该怎么办。 这会让我们在越来越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内卷挣扎。 即使你的努力已经超乎常人，你仍然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比如说房地产，如果房价贵到几万十几万一平米，你就算历尽艰辛，换来在大厂加班赚钱的机会，你仍然会供房吃力。甚至，会贵到所有打工人都买不起。

这时从赚钱买房的角度来说，你读清华北大去大厂，还是没文化流水线送外卖，都没有任何意义了，因为你都买不起房子。 再比如说中年危机，就我的观察，中年危机的受害者大都不差。 我认识到的中年危机受害者，有清华北大C9的学霸，有华为阿里的大厂员工。 有干到小主管的基层管理者，还有宁可拿命肝也要保住职位的肝帝。

可是，无论你如何积极学习积累工作经验，决定权却在资本家手上。 当资本家嫌你干不动时，你就会成为被输出到社会上的人才。 要么自己主动被劝退，要么等公司动手裁员。 除非你长生不老，35、45岁时的精力比25岁的人还要足。

​我们是时候思考，是不是我们外部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出了问题？ 同样，争取幸福生活的方式，也不该局限在自我努力上，而是团结起来，尝试改变外部的大环境。

​虽然这很困难，但是如果大家不去做，日渐恶劣的社会氛围，终有一天会让打工人成为温水里的青蛙，再也蹦哒不起来。 接下来，进入正题。

​首先大家需要坦然面对一点： 在资本社会，或者说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中年危机是必然会存在的。或者这样说，劳动者必然会有提前退出职场的一天。

​作为一个高度强调“赚钱”的社会制度，赚钱的效率决定一切，这一点在个人和企业身上都是适用的。 赚钱慢的个人，逐渐被赚钱更快的人取代，赢得资本家的青睐和雇佣。

赚钱慢的企业和行业，逐渐被资本冷落，走向下滑，企业勉强苟活，行业成为夕阳产业。 对于个人来说，绝大多数人并不是资本家，只能依靠雇佣劳动的方式获取报酬。而劳动者给企业赚钱的方式，是通过嵌入企业这个大的“机器”中，充当零件，维持企业这个大机器的运转来实现的。

在千篇一律、高度流程化制度化的企业中，员工的专业性和工作能力并没有那么重要。作为零件，资本家对你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，只要能胜任工作内容，维持企业正常运转就行。

​于是在资本世界中，资本家对零件的要求，不在于零件有多么精致。

​包括大厂在内的绝大部分工作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本科生，培训几个月足以胜任。 你在硕士博士期间学到的屠龙术，很多时候反而在工作中用不上。后续的工作年限积累，则伴随的是你的工作熟练度提升的过程。

而在熟悉工作三五年后，你的工作熟练度会趋近于顶峰，几乎没有明显的进步空间。 然后，你将进入漫长的晋升管理层的排队状态中。

绝大部分人直到离开职场时，往往也没能等到成为基层主管的机会。至于经理、总监、高管这些职位，那就更遥远了。

​资本世界最在乎的，其实是零件的磨损程度。

​如果零件出现磨损，影响企业这个大机器的运行效率，零件就需要被替换。而作为劳动者的你，无法抵抗年龄带来的自然损耗，和工作带给你的劳动损耗。 如果你嵌入的企业，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，是995996加班频繁的企业，你的损耗将会更加严重。

因为过度损耗，无法适配企业要求，被迫退出资本支配下的劳动市场，才是中年危机的普遍结果。 至于这种“被迫退出”的形式，是自己主动走的，还是企业逼你走的，这已经不重要了。

​但是，虽然资本世界下中年危机有其合理性，社会却不能对中年危机坐视不管。

​任何社会都是以人为中心的。 劳动者既可以成为资本社会发展壮大的零件，也可以变成资本社会的“掘墓者”。 当劳动者集体争取权益时，资本家是相当忌惮的； 当劳动者没钱消费导致商品过剩时，资本家们是崩溃的。 资本世界需要长远的维持下去，让劳动者愿意接受雇佣劳动的“打工人”身份。 于是，为了维护资本家自身的权益，西方资本家开始抬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。

​这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，在经历劳动权益斗争、经济危机、人口老龄化等重大打击后，才逐渐认识到的道理。 那么，上面的困局该如何解决呢？

​理论上讲，资本世界下，中年危机必然存在。 打工人在需要帮助企业高效赚取资本的要求下，自然会有干不动退出职场的那天。 那么，缓解这种情况的措施，也应当针对缓解这个必然进程来展开：

​一个是企业作出改变，以更低的对劳动者的损耗，实现更高效的赚钱；

​另一个则是在劳动者中途退出职场后，形成良好的退出保障机制。

​前者指的是产业升级。 如果企业能够占据技术，产品等方面的壁垒，企业就可以享受占据某个细分领域的红利。而在壁垒被打破之前，企业可以大摇大摆的慢慢吃肉。

在这样的企业里，你既不用996快速堆叠劳动量维持优势，也不用24小时待命式的维持弹性服务。而且在拥有技术或者产品壁垒的情况下，劳动者还能领取大量的报酬。 这会极大的降低企业对劳动者的损耗速度，让劳动者可以在职场中工作的更久。

​为什么欧美的劳动者，国内泛体制内单位，四五十岁仍然有条件让劳动者继续工作，而不是累得直接想跑路？

​除了生育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者议价权的上升，还有八小时工作制的坚决落实外。 欧美企业的技术密集路线，本身也塑造了降低劳动者损耗速度的条件。

中国垄断国企和体制内单位，由于掌握公共管理，垄断庞大业务的关系，同样可以塑造这种相对降低劳动者损耗的环境。 不过在本话题中，我们重点关注后者，也就是和退出机制有关的内容。

​所谓的退出保障机制，就是让劳动者在确定退出职场后，拥有无需工作就能稳定生存的能力。

​通俗地说就是退休保障。 往极端了讲，如果劳动者的保障机制非常完善，中国劳动者甚至可以接受加班泛滥的社会现实。

劳动者通过承受十年左右995/996高强度工作后，在35左右离开职场，在保障下步入退休状态。 这种社会现实，劳动者也是可以接受的。 国内之所以有一众愿意去大厂加班的打工人，就是因为这些企业可以提供一个前期拿命换钱，中后期闲云散鹤的潜在机会。

​但是人类目前的生产力水平，不足以维持一个高强度工作十年左右就有充足退休保障的社会运转。

​欧美西方世界的高福利社会，建立在大量税收和社保缴纳的基础上。 然而即便如此，西方世界也没能收上来那么大量的税收和社保缴纳，实现35岁退休的福利体系。即使在西方世界，35岁退休也是不太现实的。

那么为了确保劳动者离开职场后，不出现谋生问题，人类现如今要做的，仍然是尽可能让劳动者的职业寿命足够长。 这样，劳动者才能拥有更晚领取退休金的条件。 同样的，劳动者也可以多缴纳几年税收和社保，为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性的做贡献。

而劳动者职场寿命的延长，是需要通过降低劳动者工作强度来实现的。 早出晚归，披星戴月，周末随时工作的打工人，不要说工作到六十岁，就是活到六十岁都很奢侈。

​如果看到前面的描述，大家就会发现中国社会不对劲的地方。

​既然社保体系是为了确保劳动者稳定谋生打造的，而在现如今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，35岁退休的社会难以实现。 那么，中国应当采取降低工作强度，鼓励技术密集型的发展路线，延长劳动者的工作寿命才对。

这样，劳动者才能工作到接近法定退休年龄的年纪，离开职场后不久就能领取养老金，无缝衔接。 不然的话，大量退出职场灵活谋生的劳动者，既是社会运行失败的体现，也是不稳定因素。

​然而，中国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： 加大劳动者竞争，抬高工作强度，提高劳动者的职场淘汰率，维持劳动密集模式，延后退休年龄。

​从劳动者退休保障的视角讲，这种发展趋势，势必导致严重的年龄缺口。 一方面，劳动者35岁左右就扛不住995996的工作强度，被迫退出职场。 另一方面，退休年龄却又不断延后，劳动者出现了长达30年左右的自我谋生空档期。

而在资本世界下，劳动者自我谋生的能力非常弱，需要高度依赖资本家的雇佣和社保体系的保护。 如果没有提前开辟第二战场的布局，实现副业、自由职业、个体户等生存方式的话，劳动者的职场生涯结束后，在这30年左右的空窗期内，往往很难体面的谋生。

​所以说，这种专家强调“符合寿命规律”的做法，实际上非常的不合理。 它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，也不符合资本世界的运行规律，更不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！！!

​于是，大家为了把这个提议合理化解释，提出了一种设想： 中国养老金已经出现见底的风险，为了节省养老金支出，维持现有的社保体系，被迫这么做。

​这种风险的确是存在的。

​但是这种合理化的解释，却有点本末倒置。

​养老金的设置，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劳动者谋生问题的。 如果以牺牲劳动者的权益为代价，减少养老金的支出，不是本末倒置是什么？

​我们反而要对此提出疑问： 中国的养老金，为啥就有见底的风险了呢？

​如果养老金见底，996的打工人，好不容易用灵活就业的方式熬到退休。 结果发现，养老金见底，退休金发不出来了。

​然而从养老金缴纳的角度讲，中国现如今的发展模式，同样是不合理的。

​一个能够工作到五六十岁的打工人，他可以贡献三十年左右的社保缴纳。 而一个工作到三十五左右的打工人，他只能贡献十几年的社保缴纳。 同时，降低工作强度，意味着有更多劳动者参与到工作中来，这又能增加缴纳社保的人数。

这又侧面印证了降低工作强度，走技术密集路线，提高产品附加值等发展路线的正确性。 那么，我们现如今提倡的加班文化、35危机、灵活就业的发展模式，又该怎么解释呢。

其实上面的思考，可以总结为一个基本矛盾： 那就是中国现如今的社会发展模式，和中国社会保障问题之间的矛盾！！！ 而在这个矛盾之下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，出现了两败俱伤的结果。

​一方面，要牺牲人民的利益，维持996+35的高损耗低利润劳动密集发展模式。

​另一方面，又要承受养老金见底，社会福利体系崩溃的巨大风险。

​至于这种矛盾和两败俱伤的局面是怎么导致的，我接下来给大家带入到既得利益者的视角。 从这个视角看去，大家就会发现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合理！ 如果你有看过一些专家的解读，他们都会极力强调老龄化的影响。专家们会告诉你，我们的老人太多，养老金的支出太大。 这么说确实是有道理的。

但是，这种说辞有一个很片面的地方，那就是只强调了养老金的支出，没有强调养老金的收入。 专家刻意隐瞒了中国税收和社保收入不足的现实。 西方世界的很多国家，在人口密度上同样很大，老龄化问题同样非常严重。

但是，它们却能维持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转，而且在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上，它们也要比中国高得多。

除了社会大众对税收和社保的高负担，举债确保福利社会等措施以外，还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： 西方世界，在税收和社保缴纳上，有让既得利益者承担维持福利社会的主要责任。 或者这样说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既得利益者们，牺牲自己的利益，维持社会福利体系的运转。

​通过这种方式，西方资本家们为劳动者构建了一个安全感足够高的社会运转体系。

在充分的安全感保障下，劳动者可以心甘情愿的接受资本家的长期雇佣劳动。 再配合技术密集路线，八小时工作制等延长劳动者职场年限的做法，劳动者的谋生再无后顾之忧。

就这样，资本家和劳动者达成了微妙的平衡，资本主义社会维持了它的存在。 具体而言，欧美国家有大量针对既得利益者的“富人税”，包括房产税，遗产税等诸多税种。

此外，欧美企业在雇佣劳动者时，对社保的缴纳要求相当严格，缴纳比例也非常之高。这可以提供相当多的公共财产收入，维持福利体系的运转。

当然，这种既得利益者对公共福利的承担，是长期社会发展倒逼的。 劳动者的权益诉求争取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，生育断崖后劳动力的锐减，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咄咄逼人，都是欧美构建福利社会的原因。

​而在实践当中，人们发现，既得利益者对税收和福利制度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。 特别是在贫富差距非常大的时候，既得利益者的贡献甚至完全占据主导地位！！！

​以中国为例，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月收入都在五千以下，根本摸不到税收的边。即使是极少数名校高学历的打工人，年收入二三十万都算是非常高的收入。 即使是这极少数打工人中的战斗机，每年对税收和社保的贡献也就是几万块。

然而，一位资本家的企业，每年对税收和社保的贡献，可以以千万甚至亿为单位。这至少相当于数千乃至数万高学历打工战斗机的税收和社保贡献。 这还只是雇佣几百上千人的中小型企业的情况，对于一个数万人的大厂来说，每年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的税收和社保贡献，更不是打工人能比的。

同样的，一个拥有数套乃至数十套房产的房东，其房产税的贡献，同样是相当可观的。

​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企业竞争力也会迅速提高。

​如果招募一个劳动者干活的同时，要缴纳大量的社保，甚至如果还有“人头税”之类的机制的话，那么可以肯定，这会间接增大劳动者的用人成本。

于是，资本家只能被迫走技术密集的路线，产出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。而这些税种在欧美国家都是真实存在的，间接倒逼欧美国家提升了企业竞争力。

在欧美，即使是一些百人左右的小微企业，其竞争力也十分强大，没有生存上的后顾之忧。

​但问题是，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们，在这方面的贡献实在是偏低。

​在大众认知层面上，中国是没有房产税、遗产税这类平衡二次分配的税种的。 在社保缴纳上，中国绝大多数公司，基本都是拒绝缴纳，或者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限额进行缴纳。

这种情况不要说中小微，连很多大厂都不例外。 而在税收上，中国资本家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避税，甚至还会有违法犯罪的偷税漏税行为。

不要说资本家，光是在明星网红偷税漏税等问题上，就要承受相当大的公共财产收入损失。

为了鼓励企业成长，招商引资，政府还要给予企业减税降费的优惠政策。

​归根到底，中国仍然处在劳动密集的低效发展模式上，以买办思维和堆叠劳动量为主。 企业生存能力十分堪忧，被迫通过降低企业成本支出的做法，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。 而这会被企业误认为是退让，从而得寸进尺，在996和35的路上越走越远。

​由于中国社会福利体系，在本该占据主导的既得利益者缴纳上缺了一大块，这必然让中国税收社保的池子，在资金注入上，无法满足中国庞大人口基数的需求。 这种情况下，不要说维持欧美那种高水平的社保体系，连低水平的福利体系都维持不了多久。

​其实这个道理非常好懂，就和很多割韭菜的人对你讲的大道理类似： 不要总是想着省钱，要想办法赚钱。

​这句话用在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上，再合适不过。

明明收上来的钱就不够，所以不管怎么省着花，都会有极速见底的那天。 而收上来的钱不够，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现在交的太少。

在纯正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，他们的既得利益者却承担了国家社保体系维持的主要责任。也正是这种既得利益者们承担责任的缺失，让中国陷入资金池见底的困境。

同时，资金池收入过少，所以被迫省着花，降低福利保障的质量，推后享受社保的时间。

而这又和社保推出的初衷严重背道而驰，加剧了社会矛盾，让劳动者的安全感进一步缺失。

​到目前为止，中国仍在向恶化的趋势前进。

​为了维持劳动密集产业，中国继续想尽办法，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：

企业社保不交，没关系，只要你能贡献GDP，就是好企业；

企业产出不够，没关系，996肯定比八小时干得快，苦一苦打工人就行；

企业生存困难，没关系，减税降费为你保驾护航，你不但不用交，我们还给你返；

企业和劳动者有矛盾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劳动保障部门，充分保障资本家的利益……

而那些要求八小时工作制、要求缴纳社保、要求创新的城市，则成为了“被驱逐的良币”。 它们将会被扣上“营商环境差”“官僚主义”“投资不去xxx”之类的帽子。

​中国的企业，就这样在“养尊处优”的环境中，在劳动密集的路线上越来越钻牛角尖。

​企业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差，在国外企业面前一碰就碎。绝大多数企业根本不能走向海外，只能借助政策压榨国内劳动力，加剧内卷这样子。

这又会让国内环境趋于恶化，企业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。然后，就得提供更“养尊处优”的环境，帮他们活下去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而在西方世界，这种被它们视为“垃圾”的劣等资本家，早就被淘汰出局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生育断崖让劳动力锐减，企业竞争力低到不压榨员工就得破产。 劳动者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诉求越来越高涨，和资本家达到针锋相对的地步。

对企业的优惠已经退无可退，社保资金池彻底见底。 当这一切到来时，中国的这些“巨婴”企业的崩塌，只在眼前。

最后，一切都是一场空，劳动者走向毁灭，既得利益者也被拽下深渊。 剩下的幸存者，吸取惨痛的教训。

它们重新建立新的社会运行秩序，重视起了福利社会和技术密集的道路，走向了新的开始。 西方这两三百年所做的，除了发展经济、拓展科技、殖民扩张外，还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： 它们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，对资本社会进行不断的探索。

在一次次惨痛的教训中，它们找到了相对合理的路线，实现了矛盾的相对平衡。

中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，走过了西方世界两三百年的路，这没错。 结果回头看去，为了快步小跑追赶领先者，中国在路上丢了一大堆东西。 所以，中国只能花上更长的时间，回头去捡。 而在回头捡东西的路上，会碰到更多的阻碍，甚至可能摔更大的跟头。

​中国很可能和西方世界一样，需要经历一些“惨痛的教训”。 而后，才会明白，历史的征途没有捷径，一些理所当然的东西，也没那么容易得到！